2026年6月3日12:30，教师教育学院思想与文化研究中心工作坊在10幢308教室举办了读书分享会，阴露华老师、李长伟教授出席了此次学术活动。2025级教育学原理专业教育硕士参加了本次读书会。

本次读书会由薛雨欣同学主持，蔡正道老师作为领读人，潘万露同学作为与谈人，本次读书会主题是《论科举的双重角色：制度支柱与文化主脉》。

本次科举主题讲座基于蔡正道老师科举研究论文的创作历程、学术思考与核心观点展开，完整复盘了科举制度作为中华帝国制度之基、中华文明文化主脉的双重核心价值。

蔡正道老师在开篇将科举制度置于世界文明对比、中华文明千年演变的宏大视野中分析，点明科举诞生的深层历史动因。

纵观世界古文明体系，不同文明的凝聚模式截然不同：中世纪欧洲依托商业联盟、宗教信仰、军事强权完成族群联结，是典型的神权、商业、军事主导型文明。而中华文明自周代完成殷周之变后，彻底脱离神权统治，完成从神权文明向人文文明的历史性转型，形成了以政治、文化为核心的独特文明形态。

夏商周之前的中国，是“满天星斗”式的多元部落文明，邦国林立、族群分散、文化迥异。周代构建全新天下观，创立人文政教体系，依托专业化的士人体系，将万邦林立的多元族群、碎片化的地域文明，整合为统一的华夏共同体。这种以教化统合政治、以文化凝聚族群的治理逻辑，成为中华文明延续千年的核心底色。

而科举制度，正是对中华文明这一核心治理需求的千年回应。自隋炀帝设立进士科、科举制度正式诞生以来，其核心使命始终是解决超大疆域、多元民族、地域文化迥异的大一统国家治理难题。在前现代无现代科技、无现代化治理体系的背景下，科举制度自上而下构建统一的政治、文化、社会体系，将“多元一体”的中华文明格局从制度层面固定、强化，成为历代王朝延续大一统格局的核心抓手。

同时，蔡正道老师提出核心学术观点：中国传统政治具有第一性地位，而政治体系的核心支柱是官僚制度，选官制度则是官僚制度的核心。依托古禹老师《轴心制度与帝国的政治》、王尔楠先生等学界权威的研究结论可证：传统帝国的政治体系完全依托官僚制存续，若剥离官僚制度，整个国家政治体系将直接土崩瓦解。而科举作为千年核心选官制度，自然成为支撑整个帝国政治运行的制度基石，这也是科举能够成为王朝核心支柱的底层逻辑。

但科举并非诞生即鼎盛，其制度支柱地位的确立，历经唐、宋、明清千年演变，从选官边缘逐步走向政治核心，彻底取代世家大族、荫袭举荐制度，成为帝国唯一的核心选官体系。

（一）唐代：科举雏形，尚未成为核心制度

唐代是科举制度的萌芽发展期，但此时的科举仅为官员选拔的辅助渠道，不具备制度主导性，无法支撑官僚体系运转。首先，唐代科举仅为入仕第一道门槛，考生考中科举仅能获得出身资格，无法直接为官，后续还需通过“身言书判”的综合考核，从体型容貌、言行举止、书法文采、谈吐能力全方位筛选，韩愈便是因考核未过关，仕途坎坷。

其次，唐代官员选拔渠道多元，荫袭、举荐、世家特权仍是主流。数据显示，唐代仅有6%的官员为科举出身，绝大多数官僚依托家族荫袭上位，世家大族牢牢把控政治权力。同时，唐代科举保留大量人情空间，行卷、温卷之风盛行，白居易、王维等名士均依托名流举荐获得认可，家世背景、人脉关系对科举结果影响极大，公开但不公正，无法实现真正的人才选拔。

唐代科举的局限性，本质是唐宋社会变革的过渡期特征：唐代仍是世家大族主导的贵族社会，门阀势力根深蒂固，科举无法撼动旧有社会结构，因此无法成为国家制度支柱。

（二）宋代：科举定型，正式确立制度核心地位

宋代是科举制度的质变关键期，在多重主客观条件的加持下，科举彻底摆脱边缘地位，成为帝国官僚选拔的核心制度，正式成为国家制度支柱。

从客观条件来看，其一，唐末战乱重创世家大族，延续千年的门阀势力彻底衰落，为平民崛起、科举普及扫清阶层障碍；其二，五代以来书院兴起、雕版印刷技术普及，原本仅用于印刷佛经的印刷术，开始大规模刊印儒家经典，降低了读书门槛，让平民阶层拥有读书应试的机会；其三，宋代重文抑武的基本国策，极大抬高了文人地位，为科举制度的发展提供了政治土壤。

在多重条件加持下，宋代科举完成全方位改革，实现跨越式发展。第一，录取规模大幅扩张，宋代进士登科人数是唐代的四倍之多；第二，打破唐代规则，宋代科举考中即可直接入仕，无需二次考核；第三，科举出身官员的占比持续攀升，北宋时期90%的宰相均为科举出身，朝堂核心权力彻底被科举士人掌控。

自此，科举彻底取代荫袭、举荐制度，成为官僚体系人才供给的唯一核心渠道，完成了从贵族社会到平民社会的历史性转型，正式奠定其千年制度支柱的根基。

（三）明清：制度极致完善，延伸至基层社会

明清两代在宋代科举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、细化，将科举制度从中央朝堂延伸至地方基层，形成自上而下、覆盖全国、贯通朝野的完整体系，成为王朝稳定的“定海神针”。

明代确立“科举必由学校”的铁律，彻底断绝非科举入仕的官方路径，明太祖明确规定“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”。同时，明代完善了完整的应试层级体系，新增县试、府试、院试三级基础考试，考生必须逐级考取秀才（生员）身份，获得入学资格，才有机会参加乡试、会试、殿试。

这一制度设计，极大拉长了功名体系，赋予基层士人实实在在的政治权利与社会特权。明代秀才、举人拥有法定特权，见官不跪、免除徭役、享有社会尊崇，不再是宋代单纯的考生身份。国家通过功名体系，将官方权力、儒家教化、治理体系下沉到县域、乡镇基层。

在此基础上，明代书院、社学大规模兴起，与官方县学、府学形成互补。偏远乡村的秀才、举人数量虽少，却成为地方文化凝聚、社会调解、基层治理的核心力量。民间邻里纠纷、宗族矛盾，无需官府介入，乡绅功名人士一句话即可平息争端，形成了传统中国独有的乡绅调解文化。

这些基层士绅向上可对接官府，为百姓争取权益、传达民意；向下可教化乡民、整合宗族、稳定地方秩序，成为中央与基层之间的核心纽带。千年以来，传统中国疆域辽阔、十里不同俗、地域差异极大，正是依靠科举培育的乡绅阶层，在不耗费大量行政成本的前提下，维系了大一统国家的基层稳定。

蔡正道老师特别指出，清末科举废除的深层隐患：科举废除后，维系基层与中央的纽带彻底断裂，正统乡绅阶层消亡，劣币驱逐良币，土豪劣绅掌控基层秩序，导致晚清民国基层治理崩塌、社会秩序动荡，国家长期陷入碎片化状态，可见科举制度对传统中国社会稳定的决定性作用。

科举能够跨越千年、历经多朝更迭而不衰，核心在于其构建了公开公正的人才传讯机制、严谨的容错体系、科学的人才筛选标准，解决了传统人情社会的治理难题，形成了独有的制度生命力。

（一）传讯机制：统一公开的全国人才评价体系

蔡正道老师提出学界“传讯机制”核心概念，这是科举极易被忽视的隐性核心功能。传统社会没有现代人才招聘体系、信息传播渠道，而科举构建了一套全国统一、官方认证、全民认可的人才等级评价体系。

通过县、府、院、乡、会、殿六级考试，将人才划分为童生、秀才、举人、进士等清晰等级，所有功名信息公开刊印、全国可查。各级官府、宗族、社会各界，均可通过功名等级，快速判断人才的学识、能力、声望与可用程度。

这套体系为大一统王朝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才活水，实现了全国读书人资源的统一调动、筛选与任用，让人才评价摆脱主观人情、地域偏见，形成了标准化的社会人才认知体系，是传统帝国人才治理的核心智慧。

（二）公开公正：对抗人情社会的制度革新

中国传统社会是典型的人情社会、关系社会，人情伦理极易异化权力、破坏公平，而科举千年发展的核心方向，就是极致捍卫程序公正，排除一切人为干预。

唐代科举的弊端正是人情泛滥、权贵垄断，导致寒门士子无路可走，甚至出现“太宗皇帝真长策，赚得英雄尽白头”的困境，无数落地士子心生不满，成为社会动荡的隐患，黄巢起义便是底层士子科举失意引发的重大历史教训。

自宋代开始，科举逐步建立糊名、誊录、对读、磨勘等全套防舞弊制度。糊名即密封考生姓名籍贯，杜绝考官徇私；誊录即专人重新抄写考卷，避免考官凭借字迹认人；清代新增京中磨勘制度，地方所有考卷全部送往京城复核，核对笔迹、文风，一旦发现前后不一、存在舞弊嫌疑，考生除名、考官罚俸流放，追责极其严苛。

同时，科举彻底摒弃面试环节，一切以成文定去留。蔡正道老师结合自身求学经历指出，面试极易受到出身、学历、形象、人脉的偏见影响，而纯笔试的模式，最大程度保护了寒门士子与普通学子的上升通道，实现了普遍主义的公平精神。

除此之外，科举考试科目持续精简，从唐代繁杂的明经、算术、诗赋等多科目，统一为宋代之后的进士科，统一考核标准、统一评价体系，最大程度规避考核差异带来的不公。

这套极致公正的制度体系，实现了两大核心价值：一是选拔真才实学的士人进入官僚体系，为王朝注入新鲜血液，缓解官僚腐败、党争固化的问题；二是让绝大多数落地士子心服口服、无怨无怼，考官会为落榜考卷批注点评，士子可自查不足，从根源上消解了阶层对立与社会矛盾，维系社会长治久安。

（三）科学筛选：全方位筛选治国人才

大众普遍误解科举仅考四书五经、死记硬背，实则科举是兼顾学识、眼界、能力、体魄、品德的全方位人才筛选体系。

从考核内容来看，科举不仅考核儒家经义、八股文写作，更重点考核策问时务。考官会结合当下国家局势、地域问题出题，涵盖海防、关税、边疆治理、民生疾苦、中外局势等现实议题，倒逼考生心怀天下、洞察时政、具备治理思维。曾国藩、左宗棠等晚清名臣，正是通过策论考核锤炼出广阔的家国视野与理政能力。

从人才素质筛选来看，科举考试流程极度艰苦，乡试、会试需考生在狭小号舍中六天六夜闭环应试，食宿作答全部在方寸之间，环境恶劣、身心消耗极大。这一模式天然筛选出体力充沛、心智坚定、沉稳刚毅、抗压能力强的青年人才。数据显示，古代举人平均年龄二十余岁，进士三十余岁，年轻的官员群体，保障了官僚体系的活力与执行力。

同时，八股文看似刻板，实则是极致客观的评价文体。格式固定、标准统一，规避考官个人文风偏好、主观喜好的影响，让评分标准化、公正化，天赋出众的学子可在框架内游刃有余，充分展现才华，梁启超十几岁中举便是最好的佐证。

如果说制度支柱是科举的刚性政治价值，那么文化主脉就是科举的柔性文明价值。科举千年存续，不仅支撑王朝政治运转，更成为中华文明传承、价值统一、文脉延续的核心载体，实现了文明血脉与气脉的双重传承。

（一）文化主脉的定型：从唐诗赋到程朱理学

唐代科举重诗赋、轻经义，推崇文学才情，对儒家义理、家国伦理关注不足。同时唐代佛教盛行，儒家地位式微，世人重佛轻儒，世家大族垄断经学，普通士人难以接触正统儒学，因此唐代科举无法承担文化统一、文脉传承的功能。

宋代完成文脉转型，科举考核重心从诗赋才情转向儒家经义、义理修身。历经北宋南宋学术辩论与派系博弈，最终程朱理学成为正统学术体系。朱熹整合儒家思想，构建起涵盖个人修身、家庭伦理、社会秩序、国家治理、宇宙大道的完整思想体系，实现了儒家思想的系统化、体系化。

元代正式将《四书章句集注》定为科举官方教材，明清延续这一标准，自此程朱理学成为全国统一的核心价值体系。科举通过千万士子的应试学习，将统一的儒家伦理、家国思想、道德准则，普及到全国朝野上下，让五湖四海、地域迥异的中国人拥有了统一的文化语言、价值认同、文明信仰。

（二）士绅阶层：基层文脉的传播载体

明代科举赋予举人、秀才终身功名与社会特权，培育出庞大的基层士绅阶层，成为中华文明下沉传播的核心载体。

士绅阶层深耕基层，承担宗族整合、家风教化、义塾办学、道德引导的核心职责。他们将儒家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的理念，转化为乡规民约、家风家训、民间教化，重塑基层社会的道德风气。同时，科举配套的德育体系，通过理学的慎独、诚心、拘谨的修身要求，内化于士人品行，培育出坚守道义、担当尽责的官僚群体。

除此之外，科举带动全民向学风气，极大提升了古代民间识字率，民间书信、家训、劝善典籍广泛传播，儒释道合一的向善文化、修身文化深入人心。当代学者研究发现，现代两院院士籍贯分布，与古代状元、榜眼、探花等科举人才籍贯高度重合，足以证明科举文脉对地域文教、人才培育的千年深远影响。

（三）政权合法性：中华文明的气脉延续

不同于欧洲文明依靠宗教加冕获得王权合法性，中国传统王朝的政权正当性，完全依托科举绑定道统与政权。

历代王朝坚持三年一考、常态化开科取士，持续向天下士子、底层百姓释放尊儒重教、以文治国、共治天下的信号。即便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清朝，入关后立刻开设科举、沿用中原文教体系，承认儒家道统、接纳汉族士人，通过科举快速获得天下民心与政权合法性。

对比欧洲中世纪“卡诺莎之跪”，世俗王权必须臣服于宗教教皇，政权合法性依附神权；而中国通过科举制度，实现了政权与道统的深度绑定，世俗政权掌握文化正统，无需依附任何宗教神权，构建了独属于中华文明的政教模式，保障了中华文明千年独立延续、未曾中断。

科举的千年生命力，来源于制度支柱与文化主脉的双向互补、辩证平衡，二者缺一不可，共同维系大一统帝国的长期稳定。

一方面，制度支柱为文化主脉提供刚性保障。科举通过分层功名体系，筛选出士农工商四民之首的士人阶层，赋予其社会地位与治理权力，让儒家文化、中原道统有了落地执行的主体。若无科举的制度加持，儒家文化只会流于空谈，无法下沉基层、整合社会。

另一方面，文化主脉为制度支柱消解弊端。纯刚性的官僚制度极易滋生威权主义、权力滥用，而儒家仁义、修身、为民的文化内核，约束了官僚权力，抵消了制度的冰冷弊端，防止土豪劣绅、贪官污吏垄断权力，实现制度约束与道德约束的双重治理。

蔡正道老师以明代南北榜案为例，解读科举的制度智慧与文化平衡。洪武三十年科举，南方士子包揽全部进士，北方考生无一录取，引发南北族群对立、地域离心危机。朱元璋深知，纯粹以分数择优的绝对公平，会撕裂大一统格局。北方脱离中原文教四百年，文化落后、基础薄弱，若完全一刀切，将彻底丧失北方民心。

因此朱元璋推翻全部录取结果，重新开设考试，专门录取北方士子，由此衍生出分省定额、分区录取的科举制度。这一改革彻底跳出了单一的分数公平，兼顾地域平衡、民心统一、国家稳定，是科举制度兼顾刚性规则与柔性家国大义的最佳体现，也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制度缩影。

综合本次讲座完整内容，科举制度绝非大众认知中僵化、落后的封建糟粕，而是适配中国大一统文明、贯穿千年历史、兼具政治智慧与文明价值的核心制度，其双重价值可总结为两大核心：

第一，作为制度支柱，科举是传统中国的治理基石。从宋代定型到明清鼎盛，科举打破贵族门阀垄断，催生平民社会，构建了公正、高效、可持续的官僚人才供给体系。它以极低的行政成本，维系了超大疆域国家的基层治理与社会稳定，缓解了党争固化、阶层对立、权力割据的王朝通病，成为历代王朝长治久安的定海神针。其公开公正、择优录取、兼顾平衡的制度设计，即便在当代依然具备极高的借鉴价值。

第二，作为文化主脉，科举是中华文明的传承核心。科举统一了中华民族的价值体系、文化认同与精神内核，通过千年常态化的人才选拔与民间教化，将儒家文脉、家国情怀、道德伦理扎根朝野上下、基层乡村。它让中华文明摆脱神权、宗教、军事的束缚，形成了独有的人文政教传统，保障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、统一性与包容性，是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核心载体。

同时，讲座也实现了客观辩证的历史反思：科举制度存在时代局限性，最终被近代社会淘汰是历史必然，但不可全盘否定其千年价值。科举废除后，中国丧失了贯通中央与基层、链接制度与文化的核心纽带，导致近代基层失序、文脉断裂、社会动荡。

总体而言，科举制度是中华文明最具代表性的制度智慧，它以制度固化文明、以文明滋养制度，实现了政治治理与文化传承的双向赋能，完美适配了中国大一统、多民族、广疆域的文明特质，这也是其能够存续千年、深刻影响中国社会结构与文化基因的根本原因。

各位老师和同学们的探讨，加深了大家对中华科举制度的了解，拓宽了我们的视野，也启发了我们对科举制度的进一步的深入思考，大家都收获良多。本次读书会圆满结束。